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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發布日期:2020-1-15      關注次數: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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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較快,2012年-2016年年均提高13.5個百分點,債務風險的回息流引發各方關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將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經濟穩中向好,及穩健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2017年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制度明顯放緩,從結構上來看,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住戶部門杠桿率為 55.1%,比上年高4個百分點,增幅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實際上,從數據來看,似乎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比較高,但實際上我們的杠桿壓力主要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風險總體可控。為什么這樣講,單純從數字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較高,但是實際上,大量的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或國有企業的債務,根據IMF測算,2016年如果考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中國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杠桿率為62.2%,已經超過歐盟警戒線標準,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因素不同,我國政府部門,尤其地方政府擁有國有企業的股權,土地等大量資產,償債能力較為充分。08年以來,地方政府是資產和負債都在同時擴張,只是由于我們的體制機制沒有完善,才可能出現政府風險企業化,財政風險金融化的風險。此外,盡管目前去杠桿過程中一些金融風險正常暴露,但重要性金融機構仍保持穩健,你看我們大的國有銀行,保險公司,都是比較穩健的,不良率也比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的非金融企業杠桿率是逐漸下降的,前一段時期居民部分杠桿率上升較快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制,總體看風險是可控的。

清華大學哲學系圣凱教授發言的題目是:《佛教現代化與化現代——佛教與商業文明》。他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探討了佛教與商業的關系。所謂商業化問題,特指商業資本進入佛教道教領域,并借教斂財的現象。他指出:佛、道教的商業化問題目前成為政策和輿論關注的焦點,但在中國諸多宗教團體中,為什么佛、道教的商業化問題最引人關注?他集中回顧了建國以來佛教團體的經濟發展情況,說明了商業化的背景。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后,寺院土地被沒收,原本擁有農禪并重傳統的佛教不得不開展一定的手工業、商業活動。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改善佛教界經濟收益異常窘迫的局面,中國佛教協會提出了自養事業的口號。各地寺院開始開辦素菜館、法物流通處,一些寺院還收起了門票。而如今,社會上確實出現了一些亂象,這實際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為了營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出現了寺院借貸、甚至承租等現象。行政部門的多頭管理,旅游、文管、園林、宗教等九龍治水,也導致亂象難以根治。而由于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人們對佛道教又寄予了某種“代表傳統”的意象,這些都無形中放大了質疑的聲音。商業化治理既是一種神圣的回歸,更需要一種教化的開展。戒律建構與詮釋了佛教的神圣性,成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為保證僧團和合、安樂、清凈的源泉,亦成為僧人的行為規范與僧團組織的運作制度。宗教團體本身要維護宗教的神圣性,依戒律進行治理;要與時俱進地發展,以國家法律法規為框架,規范宗教與社會的關系。佛教界自身要認清寺院經濟的本質,通過修道和弘法,讓寺院經濟回歸“供養經濟”的來源;加強制度監督與審計,加強內部的集體決策與監督,讓寺院經濟不要成為“個人所有”,回歸“常住所有”。從大格局來說,商業時代是佛教從未遇見的根機,佛教界如果沒有提前反思與應對,就會真正被“商業化”,佛教必須有“化商業”的勇氣與智慧,這是兩千年農業時代佛教的結束,也是新時代佛教的開啟。其次,佛教界要對“新時代”有充分的認識,積極推進現代意義的佛教中國化——佛教現代與化現代。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對商業,提倡新的商業文明倫理。應當以制度為保障,回歸佛教的教化本位,就是要對這個社會潮流發出獅音,構建新的商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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